在浩瀚的传统文化典籍中，有很多历朝历代名家撰写的公文名篇，比如奏疏、策论、公告、公函等古代行政管理中的文书。这些公文涵盖各种类型，也有多种多样的主题，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智慧，反映了家国天下的情怀，体现出格物究理的思想，也弘扬了明德弘道的理想追求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。这些名篇佳作也都是公文写作的典范，蕴含着古人严谨的思维方法，体现出娴熟的写作技巧。

实用：问题意识与目标导向

实用，即有实际用处。这是公文的第一功能，也是与散文词赋的最大不同。在写作方法上，要有问题意识，坚持目标导向。主要是通过提出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，争取陈述的建议被采纳，并推动转化为实际成效。

西汉晁错《论贵粟疏》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。西汉初期，汉文帝即位后继续奉行“与民休息”的政策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，但是也出现了谷贱伤农的问题，加上大地主、大商人兼并侵夺加剧，大批农民流离失所，大量土地无人耕种，粮食安全成为大问题。文帝十二年，当时还是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《论贵粟疏》，力主重农贵粟。文帝阅读此文后，采纳了晁错的建议，并将其作为坚定不移的国策，其影响遍及整个古代中国。

这篇文章在“提出问题”部分，通过古今对比、“不农之害”和“务农之利”对比，层层递进表达了“方今之务，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”的总观点。在“分析问题”部分，同样用两组对比，即珠玉金银与粟米布帛的对比、农夫勤苦和商贾富厚的对比，着重分析了老百姓为什么不愿意务农。进而在“解决问题”部分，提出“欲民务农，在于贵粟；贵粟之道，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”的总结论、总措施。这种经典的“三段式”论述，层层对比、环环相扣，逻辑严密，说服力强。

实现问题意识与目标导向相统一，需要注重三个关键要素。

深入调查研究。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、成事之道。一篇好的调研报告或文章中具有调研性质的部分，本身就是决策咨询的重要依据，重要的是事实清楚、数据清晰。用实情和数字说话，常常比辞藻更有力量。北宋曾巩在《议经费札子》中，针对冗员冗费问题，像会计一样用具体数据对三朝费用开支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。由于深知基层民情，文中对于数据的选择和运用，每一个都能切中要害、指明关键。清代林则徐在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》中，为反驳弛禁鸦片的错误观点，讲述了自己暗访密查的调研实情，说服了举棋不定的道光帝。

把握关键问题。行文如行政，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，把握关键问题。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。唐德宗建中四年（783年），唐代贤相陆贽透过纷繁复杂的政治活动和社会现象，将历史、现实和未来贯通起来思考，找到事件背后叠加、联动和放大效应，立足于稳大局，致力于除隐患，向唐德宗上书《论关中事宜状》。文章开篇劈空立论、点出危机所在：“竭国以奉军，倾中以资外”，并认为这是“倒持之势”。然后，旁征博引对比列举史实验证，着眼大局大势分析存在隐患，拆解风险链条，奏陈解忧建议，讲明“本大末小”“居重驭轻”的道理，恳请唐德宗“居安备危”“熟察之，过防之”。遗憾的是，陆贽的建议并没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视。上奏此文次月即发生了“奉天之难”。

举措切实可行。所有的论述最终都落在提出可行性举措上来，否则很容易沦为空谈。北宋苏轼第二次到杭州任职后，发现因疏于治理，西湖已淤塞过半，经过近一年的走访调研，上书《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》，请求朝廷支持疏浚西湖。在上书之前，苏轼对治理西湖作了周密设计，且已经开工，而这项工程要推进下去，还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。考虑到当时的中央财政并不宽裕，文中提出“乞度牒”的举措建议。简言之，就是向朝廷申请“度牒”指标，再向民间富商售卖以筹资。由于方案的可行性较强，最终资金到位，工程很快竣工。

适用：注重场合与照顾对象

适用，即面对不同场合、不同对象宜采用不同文体，运用不同的表达方式。也就是说，要换位思考、坚持需求导向。

看形势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我们强调重视形势分析，对形势作出科学判断，是为制定方针、描绘蓝图提供依据，也是为了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忧患意识，做到居安思危、知危图安。”南宋辛弃疾《美芹十论》相当于一个研究规划类的综合性报告。大凡这样的报告或者讲话，一般在开始部分都涉及形势分析。第一论《审势》就是杰出的形势分析报告。分析形势就是分析条件。文中主要通过对宋和金的土地、财赋、兵马等方面条件的分析，得出“我有三不足虑，彼有三无能为”的结论，从而确定了之后九论的方向。

看场合。以唐代韩愈《贺雨表》、明代海瑞《禁馈送告示》为例。前者围绕唐穆宗祈雨成功后“久旱逢甘霖”的喜悦，在短短200多字里，通过工整对仗的辞藻、亲切自然的散句，表达了对唐穆宗的赞美之情和自己忠君爱民之心，以至于500多年后的朱元璋下诏规定，以《贺雨表》作为范文，令天下仿行。后者是一则为禁止不良馈送之风公开发布的告示，既分析行贿受贿盛行的原因，也义正词严给出法律依据和处罚举措，让相关涉事方都知道可以干什么、不可以干什么，对当时的官风社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

看对象。以东汉孔融《与曹公论盛孝章书》为例。盛孝章是江南名士，孙策平定江东后，对其持续施加迫害。建安九年，孔融给曹操写的这封信，既是推荐盛孝章，也是替这位好友求救。孔融曾与曹操同朝为官，共同反对董卓。有这层感情基础，开篇一句“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”的感慨，拉近了和曹操之间的距离，营造出较强的代入感。紧接着抓住曹操爱惜人才的特点，通过论述交友之道，阐明为国求贤的紧迫感，描述人才济济、事业兴旺的美好场景，成功打动了曹操。

妙用：文以达意与平实朴实

妙用，即在写作方法上既要追求文以达意，把事情说清楚、观点讲明白，又要做到平实朴实，不简单堆砌辞藻。一言以蔽之，提倡优良文风，坚持创新导向与效能导向相统一。

一方面，灵活运用各种方法。好的文章是有基本标准的，不同的文章也有不同的风格。要善用不同的写作方法。比如，有的长于大势着眼、小处切入，行文循循善诱；有的注重换位思考，提出引导性建议；有的在举例论证、引经据典上既旁征博引又恰如其分；有的开门见山、劈空立论；有的缓缓道来、层层递进；有的有破有立、直切要害。至于排比、比喻等，更是许多公文中普遍使用的手法。我们要学习借鉴历代公文名篇中体现出的写作方法，并结合实际灵活运用。

比如，唐代元稹依照“复古”要求进行公文语体改革，在内容、形式以及语言运用上，都力求文风通达朴素、明易晓畅。他为唐穆宗起草的《许刘总出家制》除了文字古朴雅致，典故的运用也极其考究。对于节度使刘总坚决要求出家一事，制书中自然贴切地引用张良、范蠡的典故以类比，既无形中将刘总比作古代名臣，也体现出穆宗对其出家的不舍，充满浓厚的感情色彩。又如，北宋王安石提出“且所谓文者，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；所谓辞者，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。诚使巧且华，不必适用；诚使适用，不必巧且华”。这就是说，文章应追求“有补于世”，而不必卖弄辞藻。他的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纲举目张、详略得当，关键处往往斩钉截铁。再如，南宋胡铨文如其人。他的《戊午上高宗封事》全文义正词严，说理有力，辞意激切，一往无前，胸中翻腾的爱国之情扑面而来，可谓“凌云健笔意纵横”。

另一方面，以公心为根本出发点。语言和文章是思维的物质外壳，是心灵的窗户和思想的载体。一个人的语言风格、行文风格及其传达力度，反映着其内在世界所达到的境界，牵连着对事物的洞见程度。“纸上之功大有深浅”，深浅之别反映的是境界的高低、胸怀的宽窄。只有把国家、民族、人民大众时刻放在心头，鸿毛笔管才能彰显千钧笔力。以秦代李斯为例，他的《谏逐客书》上书于秦嬴政十年，其时秦国作出逐客的决定，企图将六国仕秦之官全部驱逐，恢复秦国贵族掌握权力的局面。依《逐客令》，李斯也在被驱逐之列。当时，对秦国而言，统一中国的进程已然开启，《逐客令》的施行无疑将延滞或阻碍这一进程。李斯悲愤之余乃作《谏逐客书》，说服了秦王，也推动了历史的进程。秦统一天下后，李斯官至丞相，位极人臣，但令人唏嘘的是，后来的李斯为一己私利，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，拥立秦二世，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恶果。可以说，《谏逐客书》助李斯青云直上，伪造遗诏令他万劫不复。或许责任并非在“文”，而在于注入文中的是“公”还是“私”。

最后，看千古名篇《出师表》。其文法简雅，质朴率真，行文直奔主题，没有穿靴戴帽、不显冗长空洞，同时所提事项兼具针对性、时效性和可操作性，真正是“凛然出师表，一字不可删”。而在这些所谓写作方法之上的，是诸葛亮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精神和为公为民的家国情怀。或许，这才是一篇公文跨越时间、空间的界限，成为传世经典的根本原因所在。

总之，公文写作应秉持“公文为公、公心为上”的思想理念，强化“问题导向、文以致用”的价值导向，构建“逻辑谨严、有理有据”的行文架构，形成“质朴平实、简洁雅致”的语言风格。这些公文写作之道，值得我们深入学习、借鉴与践行。

（责任编辑：王威）